事件回放：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

于丹又一次成为文化热点。继《于丹〈论语〉心得》狂热了一把后，春节期间，她又在“百家讲坛”开讲《庄子》。其后，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会上，她创造了国内单日签售的最高记录———连续9小时签出15060本书，当时，也有网友身着写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白色T恤在现场进行抗议。

同时，于丹也遭遇到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博士的联名抵制。在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中，博士们言辞激烈。来自北大、清华、中大、暨大的博士所学基本上都是“古典文学专业”，对于影视学博士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讲解《论语》，他们感到非常愤怒。他们不无担忧地表示，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本报综合）

“批判”一词稍显暴力，好在我们针对的是某种现象，而非具体个人。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于丹女士也不例外，何况她又是这样一位有着灵动和醇厚生命体验的女人。如果她的“心得”能够叫做《一个40岁女人的人生感悟》，撇清与孔子和庄子支离破碎的联系，如果她的书能够安静地躺在书店一隅，等待心有灵犀的读者去悄然发现，那么一切都会恰到好处，世象也会呈现一种平和而节制的美。

但实情却不是，这个儒道一肩挑的女人，凭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轻易惹火了久已委顿的出版市场，而且长久占据着文化宣传的主流渠道，而其他数十、上百万册图书却只有向隅而泣，无人问津。世态炎凉中，我们嗅到了浓烈的文化霸权的味道。

在出版与传媒的商业合谋中，一种声音被无限地放大，其他的声音被稀释于虚无。斑斓多彩的世象屏蔽成了单一的色调，读者集体无意识的追捧和热情透露出某种扭曲的被操纵感。

以中山大学徐晋如博士发起的“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的檄文，虽然过于生猛，并沾着某种生涩的学院气，但我们毕竟听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声音。实际接触后发现，十博士之举并非讨巧和搏名的浮躁炒作，他们的激动真的来源于他们的内心。

我们基本认同十博士的主要立场———于丹“碎片化”《论语》和庄子的举动，不但没有拉近国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反而使我们内心失去了某种可贵的敬畏感。接受中国元典的洗礼，确实需要某种时间的隆重性和心态的谦卑，快餐文化只能用于果腹，而不能真正陶冶精神的成长。

在与徐晋如博士的交流中，他的一句话特别发人深省，他说，“辨别是非的能力，是自由主义教育的终极目标。”

刊发此专题，我们不只是想给高烧的“于丹热”降降温，更渴望文化能呈现多元的生态，读者能面对多元的取舍，并真正走向自由主义教育的彼岸。

徐晋如，31岁，原名侍卫华，笔名胡马，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转读北大中文系，自称北大第一保守派，现为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在读博士，曾出过诗集《胡马集》。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营造礼乐社会

问：能简单讲讲“十博士反于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答：起因就是我觉得某报作为一家大报，应该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坚持真理，反对谬误；《百家讲坛》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应该有责任向大众传播正确的知识。然而，某些编辑和记者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都配不上大报的平台，《百家讲坛》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传播的却是肆意践踏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于是决定发文表示抗议。

问：既然你认为于丹是在糟蹋《论语》，那么请谈一谈你对《论语》的看法。

答：孔子的思想并不复杂，只要认真读书，用心思考，其实挺好掌握。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营造礼乐社会。礼是等级，乐是和谐，礼乐社会，就是有差等的和谐。《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孔子政治建构在实践上的纪录。孔子的思想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差等的和谐社会。差等而不是平等，是孔子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孔子发现，世上既有圣人、大人君子，也有普通人、小人、乡愿者，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由圣人、大人君子教育普通人，使普通人都能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但小人、乡愿者是必须被批判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圣人、大人君子呢？是那些有知识和美德的人。知识和美德，是判别差等的基础。所以，整部《论语》，都是在说怎样做一个有知识和美德的大人君子。而怎样做一个大人君子呢？他提出了诗教、礼教、乐教。乐教是儒家区别于基督教、佛教的根本所在。乐，既是音乐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孔子讲的快乐，是大人君子的快乐，是因为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的快乐，而不是于丹庸俗化的快乐。

于丹距离孔子、颜回的境界太远了

问：于丹没夸耀她的东西可以传世。她一直强调自己是在讲“心得”，为什么你们不允许呢？

答：她讲可以，但不能给老百姓灌输错误的东西。我不想转述她那些错处，我只说一点。于丹说：“《论语》就是这样一部语录。”但《论语》并不是《朱子语类》，《朱子语类》是南宋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而《论语》是对孔子的言行的一个汇总，根本不是语录集。除了那些技术层面的硬伤，最关键的是她不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孔子的思想并不复杂，所有的真理，也许正如易中天所说，都是简单的。但再简单的真理也需要正确地说出来。她距离孔子、颜回的境界太远了！

问：肯定有人会说，您和孔颜的差距也很大啊！

答：会有人这么说。谁和孔颜没有差距？但我对孔颜有敬畏之心，我毕生努力朝他们看齐，这就叫见贤思齐。但有些人不但不敬畏，还去糟蹋，那就是我最不能容忍的。

问：如果对于前人的理论，总是怀着一种尊敬和害怕的话，是不是就无法创新了？

答：这也是我说“中国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含义———人们没有对古典精神、对高贵人格的敬畏了。没有继承，谈何创新。

我们现在谈敬畏，谈继承，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呢？是在中国人经历了八十多年殖民意识的情形下。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都中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叫做殖民意识。当时很多知识人，都认为中国的玩意儿不行了，一切都不如外国。从“打倒孔家店”一直发展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胡适一直到临死，都表示说写律诗、听京剧和缠小脚、抽大烟一样，是下流的东西。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元典就再也没有了敬畏之心。而一旦失去了敬畏之心，有些人就敢于打了经典的幌子来意淫、歪曲经典。而这样的人多了，经典也好，古典文化也罢，都必将覆亡。正是因为缺乏敬畏的无知者的“创新”，中国的好东西才像北京的城墙一样，毁掉了无数。

要对传统文化心存敬畏

问：有人说，虽然于丹有许多不足，但于丹让大众接触了传统文化，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普及。你们却认为“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依据在哪里？就是朱熹、程树德、杨伯峻这样的大家，还留下很多遗憾，能那样苛求于丹吗？

答：传统文化需要弘扬，但只有对传统文化存有敬畏之心的人，才可能真正掌握传统文化。没有敬畏之心的人们只会把传统文化当作一个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于丹讲的那一套东西，完全与《论语》无关。她讲的是作为庸人的于丹人生观，而不是作为圣人的孔子的人生观。她离孔子太远。她给从不读《论语》的大众造成一个错觉：原来孔子是这么普通的一个人啊！他们还会对孔子、对《论语》有敬畏之心吗？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会有敬畏之心，也就不可能理解孔子。而前贤都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他们首先对于文化是有敬畏之心的。

按照她的讲法，中国文化的基因就变成老鼠了。那样，人们就再也不会有对元典的敬畏，中国人失去对元典的敬畏，其结果就是成为西方的殖民。

问：不管如何，她的书卖得这么火，起码让很多人开始读《论语》了啊。

答：这正是可怕之处。有多少人会真的去看《论语》原著？很少。所以我认为更多的人，会认为《论语》就是于丹所说的那个样子。在不懂的人看来，这就是孔子的想法，这太可怕了。你讲心得可以，但你不要强加给孔子。就好比说一个宋代钧窑的瓷器，精美绝伦的一个碗，你觉得不喜欢上面的花纹，要打磨掉，换成西方的手绘。能行吗？

识字的人越多，文化越堕落

问：您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那普通老百姓就不应该知道吗？

答：普通老百姓有权利知道正确的《论语》，而不是经过于丹阉割的《论语》。我所崇敬的思想家、清华原来的教务长和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先生，在1927年写了一篇文章———《识字问题？》。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实：识字的人越多，文化越堕落。举个数字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许只需要一万个人真正理解，而现在却有100万人误解，那种危害要大得多。识字不等于会辨别是非，识字以后还要经过严格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辨别是非。于丹不是教人明辨是非，而是教人混淆是非。

问：恕我冒昧，您说到100万人误解是否有点夸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怎么会这么容易受到误解呢，或者说，有什么标准可以来判断，读者是受了误导，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吗？

答：辨别是非的能力，是自由主义教育的终极目标。而中国大部分人从小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教育，从来就没有人告诉他们，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些支持者连《论语》的原文都没读过，又怎么敢那么肯定于丹讲的是正确的呢？又怎会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呢？

问：之前易中天、刘心武很火暴的时候，为什么您没有出来抵制？

答：易中天讲的是故事而不是思想，不是错误的知识。说故事只要口才好就行了，不涉及更多。刘心武是很好的小说家。而且《三国》、《红楼》，都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才被吹起来的“经典”，我个人不认为它们是经典。他们哪怕讲得再差，也不会动摇中国文化的根本。然而，于丹讲的是中国文化的元典，用句北京话来说：“胆子够肥的啊！”

学术本来就是很高端

问：现在联名的倡议已经引起了很大关注，很多人支持也很多人反对，这是您预料之中的吧，您觉得您想要的效果达到了吗？在您看来，这样抵制有用吗？

答：真理并不以人多势众判断。孔子当年，各国都不用，急急如丧家之犬，而少正卯这样的邪辟之人，门人要多得多。我们当时只有一个目的：意在表明，即使在一个普遍丧失了精神信仰的时代，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的声音，也绝非微弱的、毫无声息的。从我们的宣言完成的那一刻，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认为，这样的抵制会促进一些有头脑的人思考：何以被媒体吹上天的于丹，在这样一群“别样的人们”(鲁迅语)那里，会被如此激烈地攻击？

问：有人把你们称作中国文化的力量或者希望，不知道徐博士自己怎么理解你们的保护传统文化的行为？

答：中国文化在目前来说，最需要的不是普及，而是传承。应该从小学开始就增加传统文化课程。学习传统文化，根本意旨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具有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审美情趣的大人君子。

问：还有人说，一些反对于丹的学者是故意要学术显得神秘，才能显得做学问人的高端。

答：学术本来就是很高端的。为什么这些人不想着朝高端努力，硬要把高端往下拉呢？这就是典型的文化仇富心态。反过来说，知识分子其实是希望大众有知识的。他们是希望大家都有知识，而某些躲在论坛上骂人的人却希望知识分子和他们一样无知。我想不通愚昧无知怎么反而是一种光荣了呢？

问：于丹到底有没有成绩？如果有，主要有哪些？

答：她惟一的成绩就是让中华书局在经济上翻身了，从而有能力多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然而，她对传统文化犯下的罪孽要深重得多。

（本报记者：王坤、蔡晓辉）